最近，余秋雨和厉以宁几乎同时被“表扬”得生气了，他们在媒体上连续发表文章，对不实的吹捧，表示愤慨。
在余秋雨给一位仅凭道听途说就杜撰了一篇《余秋雨与马兰》的文章，并在十多家杂志上发表而大牟其利的作者的信中，用了大半的篇幅谈论社会的文化问题。他说，我们的媒体空间有限，与他们的家长里短、生活琐事相比，国家的国计民生、经济转型、政治民主，国民的文明素质、文化修养，都是萦绕不去的急迫话题，媒体更加应该关注。
余秋雨的《一个劝告》发表还不到十天，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在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等报纸上更加严厉但又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十分赞同余先生的说法，不真实的赞扬无异于贬损，这种赞扬实在让人受不了。”厉先生这番话的起因是因一本马啸写的《厉以宁启示录》，其中编造的情节有几十处，极尽胡编乱造、张冠李戴、移花接木、涂脂抹粉之能事，其“妙笔生花”、尽情虚构的胆量和本事让人佩服。当看到这些媒体拖着大众陷入庸俗文化的泥潭，这些媒体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有意造假传假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：究竟是谁在影响大众的文化品味？究竟一些媒体的公信力何在？
中国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转型，使知识分子精英式的控制不再能驾驭现实的文化生产和传播，新的文化控制网络已经形成。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，造成精英文化的束手无策，精英文化的社会地位明显边缘化，直到“文化大腕”的出现，使文化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。
“文化大腕”的界定十分模糊，他们在大众面前是知识分子，在知识分子面前，他们俨然又代表大众，他们可以是电视剧制作者、音像制作者，也可以是广告制作者、书商、生活类通俗杂志编辑、小报记者等等。他们依靠分享国家媒体的权利获得地位，国家有限的媒体空间就像一个扬声器，谁通过它说话，它就会扩大谁的声音。这种独享的权利，使这些“大腕”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，常常决定了大众文化的趣味。
当社会文化从精英文化的天上落到大众文化的地上时，汹涌而来的商品化大潮很快就使“文化大腕”们迷失了方向，马上为了利益而浮躁起来。由于他们独特的影响力，使一些媒体的文化定位和品位急剧降低。
孙敏、马啸之流还是属于末流“炒手”，不料一出手就遇到了余秋雨、厉以宁这样严谨的学者，弄得丢人显眼，为人耻笑。看来，今后所有的“自由撰稿人”和书商、杂志编辑们都要吸取教训：不要再碰这些古板的学究们了。你们可供驰骋的天地大得很，自己想让你们来“炒”的大有人在：有昔日夫妻，今日陌路人，双双对“炒”，你揭我的疮疤，我来一个“不得不说的故事”；有同一“炒手”先发现一“名女”出家在先，后证实其不是出家，而是想清净，闹得铺天盖地后，此女马上应一唱片公司之约录制“套曲”；有拒拍三级片的“炒”法；有登整版征婚广告的“炒”法；有打官司的“炒”法；有玩失踪，满世界登寻人启示的“炒”法；现在还有专门说“不”的“炒”法，把鲁迅骂为“乌烟瘴气的鸟导师”，否定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指导意义而哗众取宠，争取所谓“话语霸权”的文坛“新秀”们，文章写得不好，骂人倒挺在行。
诚然，在现阶段对那些各门各类的“星”们，要求他们作为公众人物而成为社会道德的标尺，实在不敢奢望。对于“追星一族”的“写手”们，“星”是他们透支知名度和金钱的存折，他们反正也听不进余秋雨的《一个劝告》。倒是作为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论坛的媒体、控制传媒的“文化大腕”们，不应如此短视、如此浮躁、如此作贱全社会的文化趣味，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，对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真有［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”之忧了。
